(以下文字為鄭淑珍女士自述)

我在臺大化學系念書時，大四跟羅銅壁教授作專題研究，分析蛇毒蛋白，他是我生物化學研究的啟蒙老師。當時覺得添加了生命的化學，更具有吸引力，出國念書，便選擇讀生化。

到美國杜克大學生化系攻讀博士學位，第一年在不同實驗室輪習，輪習結束後，我選擇加入剛從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化學系搬來不久的Paul Modrich的實驗室作博士論文。他在柏克萊時與王倬院士共事，也認識當時在柏克萊念書的幾位優秀的臺灣學生，包括謝道時、沈哲鯤及劉昉，他們都是來自臺大化學系的高材生。因此，即使我第一年成績不理想，他仍相信我還可以造就而超額收我為他的學生。Modrich是一個卓越的生物化學家，承傳Author Kornberg學派。他在DNA修護方面有卓越的研究貢獻，今 (2015)年10月剛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他的研究態度嚴謹，對實驗要求非常嚴格，他給我的生物化學的訓練對我未來的研究工作打下紮實的基礎，也是影響我研究生涯最深遠的人。

畢業後，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進行短暫的病毒轉錄調控的研究，便轉入加州理工學院John Abelson的實驗室，從事當時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核醣核酸剪接─的研究。Abelson是這個領域的始祖，他首先建立了tRNA剪接反應的系統，研究其反應機制。當我加入時他正在挑戰建立酵母菌細胞外mRNA的剪接反應系統，以研究其反應機制，實驗室裡有許多優秀的研究人員。我很幸運的在這個領域開發的先期就能參與其研究，並憑著研究生時期紮實的訓練，成功的協助建立了這個研究系統，也有了一些新的成果，受到相當的重視。當時有數個頂尖的實驗室在這個研究領域作激烈的競爭。競爭雖然激烈，彼此之間仍然互通研究訊息，也互相交換研究材料，以利彼此研究進行更順利。這也讓我見識到良性的科學發展文化，它既需要競爭，也需要參與者互相協助，共同努力。

1988年我回國進入中研院分生所，建立自己的研究室。雖然核醣核酸剪接是一個非常競爭的領域，但憑著過去在這領域作為先期耕耘者所累積的經驗及生化專長，我帶領學生繼續在這個領域探索。由於酵母菌有很好的遺傳系統作為研究的工具，而相對地它的生化系統的建立比較困難，因此國外大部分研究團隊均採用遺傳的方法去設計實驗以分析其機制。有別於其他人，我過去所受的訓練讓我能利用生化的方法，採用不同的策略作研究分析。與學生共同的努力下，我們常能發現別人未能發現的新現象，獲得創新的研究成果。

我自覺很幸運，一路走來都能在好的研究環境中優遊科學之路，作自己喜歡的研究工作，探尋生命科學的奧秘，並享受逐步獲得答案的喜悅。最近幾年，我負責中研院和臺大生命科學院合作的「系統生物學學程」，訓練研究生。回到臺大，希望對臺大能有一些小小的貢獻。